本文是柏楊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。
（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《百姓半月刊》；十二月一日紐約《台灣與世界雜志》；十二月八日，台北《自立晚報》；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磯《論壇報》。 ）
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，「反右」之後接著又來一個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天翻地覆，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。不僅是生命的損失，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。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，就跟禽獸毫無區別。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。這樣一個民族：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，怎麼能夠站得起來?
在馬來西亞，華人占百分之三十幾，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，裹面有馬來文，有英文，就是沒有華文。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，沒有華文就不好。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這個現像一方面說，馬來人的心胸不寬廣，另一方面，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，沒有地位，沒有受到尊重。泰國的華人說：「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。」不要自己安慰自己，一個法令下來。你什麼都沒有了。
現在，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，任何一個國家。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。都是一種羞恥。等到收復它的時候，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，同到母親的懷抱。雙方都非常歡喜。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安斯、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，當它們喪失的時候，是多麼痛苦，它們回歸的時候，又是多麼快樂。可是我們的香港，一聽說要回歸祖國，立刻嚇得魂飛魄散。這是怎麼一同事？至於我們在台灣，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，主張台灣獨立。想當年。三十年前，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，大家高興得如痴如狂。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。三十年之後。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？賽普路斯，一邊是土耳其人，一邊是希腊人。根本是兩碼子事；言語不一樣，種族不一樣，宗教不一樣，什麼都不一樣，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。而我們，同一個血統，同一個長相，同一個祖先，同一種文化，同一種文字，同一種語言，只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，怎麼會有這種現像？
這種種事情，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，不但艱難，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，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，左、右、中、獨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等。簡直沒有共同語言。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，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？這算是一個什縻樣的國家？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，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，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。現代的希腊人跟從前的希腊人無關，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，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。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，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，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？不但受外國人欺負，更受自己人欺負--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負。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。看到外國小孩，他們是那麼快樂，我從內心產生羨慕。他們沒有負擔，他們的前途坦落，心理健康，充滿歡愉。我們台灣的孩子，到學校去念書。戴上近視眼鏡。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，六親不認。他母親昏倒在地，他去扶她。母親悲愴的喊：「我死了算了，管我干什麼？你用功罷，你用功罷！」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，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，學生馬上就抗議：「我們不要學做人，我們要學應付考試。」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，從小就要鬥，就要詐欺，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，就要滿口謊言。多可怕的教育，我們要靠下一代，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。
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？因為沒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，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：只要聲音大、噪門高，理都跑到我這裹來了，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？我想這幾點足使中國人的形像受到破壞，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。因為吵、髒、亂，自然會影響內心，窗明幾淨和又髒又亂，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。
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，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個單獨的口本人。看起來都像一條豬，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：曰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。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，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，就在台北，三個日本人做生意，好，這次是你的，下次是我的。中國人做生意，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，你賣五十。我賣四十，你賣三十，我賣二十。所以說。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，中國入講起話來頭頭是道。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，下可以治國平天下。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。譬如在研究室裡，在考場上，在不需要有人際關系的情況下，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。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，三巨條龍加在一起。就成了一條豬、一條蟲，甚至連虱都不如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。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，中國人永遠不團結，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，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，我只好說：「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？是上帝的意思！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，團結起來，萬眾一心，你受得了？是上帝可憐你們，才教中國人不團結。」我一面講，一面痛徹心腑。
中國人不但不團結，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。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，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，任何一個華人社會，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，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。中國有一句話：一個和尚擔水吃，兩個和尚抬水吃，三個和尚沒水吃。」人多有什麼用？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。可是你說他不了解，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。我上次（一九八一）來美國，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裹，談得頭頭是道，天文地理，怎麼樣救國等等，第二天我說：「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。」他一聽是張三，就眼冒不屑的火光，我說：「你送我去一下吧！」他說：「我不送，你自己去好了。」都在美國學校教書，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，竟不能互相容忍，那還講什麼理性？所以中國人的窩裹鬥，是一項嚴重的特徵。
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，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凡是出賣中國人的：也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凡是陷害中國人的，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：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，一下子被告了，告得很嚴重，追查之下，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，一塊從中國來的，在一起打天下的。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？那人說：「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，你現在高樓大廈，我現在搞的沒辦法，我不告你告誰？」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。譬如說，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，滄海一粟。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？有人告你麼！誰告你？就是你身邊的朋友，就是中國人告你。
有許多朋友同我說：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，你可要特別注意。特別小心，他不但不會提升你，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。因為他要「表示」他大公無私，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？我常聽人說：「我們同猶太人一樣，那麼勤勞。」我覺得這話應該分兩部分來講，一個是，中國人的勤勞美德，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壞。幾千年下來，中國唯一最重要的美德--勤勞，現在已不存在。第二，我們拿什麼來跟猶太人比？像報紙上說的：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，不得了啦，三個人有三個意見。但是，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，一旦決定了之後，卻是一個方向，雖然吵得一塌糊塗，外面還在打仗，敵人四面包圍。仍照舊舉行選舉！各位都現白，選舉的意義是必須有一個反對黨，沒有反對黨的選舉，不過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戲。在我們中國，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，可是，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，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後。卻是三個方向。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，有人提議到舊金山，表決決定到紐約。如果是以色列人，他們會去紐約。如果是中國人，哼，你們去紐約，我有我的自由，我還是去舊金山。我在英國影片中，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，有的要爬樹，有的要游泳，鬧了一陣之後決定表決，表決通過爬樹，於是大家都去爬樹。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像，因為民主不是形式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們的民主是「以示民主」：投票的時候，大官還要照個相，表示他降貴紆尊，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只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。
中國人的不能團結，中國人的窩裹鬥，是中國人的劣根性。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，而是中國的文化中，有濾過性的病毒，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，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，明知道這是窩裡鬥，還是要窩裡鬥。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，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，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---死不認錯。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？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：「這件事我錯了。」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。我女兒小的時候，有一次我打了她，結果是我錯怪了她，她哭得很厲害，我心裡很難過。我覺得它是幼小無助的，她只能靠父母，而父母突然一翻臉，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。我抱起她來，我說：「對不起，爸爸錯了，爸爸錯了，我保證以後不再犯，好女兒，原諒爸爸。」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。這件事情過去之後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，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，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。
中國人不習慣認錯，反而有一萬個理由。掩蓋自己的錯誤。有一句俗話：「閉門思過。」思誰的過？思對方的過？我教書的時侯，學生寫周記，檢討一周的行為，檢討的結果是：「今天我被某某騙了，騙我的那個人，我對他這麼好，那麼好，只因為我太忠厚。」看了對方的檢討，也是說他太忠厚。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？那麼誰不忠厚呢？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。我們雖然不認錯，錯還是存在，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。為了掩飾一個錯，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，再制造更多的錯，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。所以說，中國人喜歡講大話。喜歡講空話，喜歡講假話，喜歡講謊話，更喜歡講毒話--要毒的話。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，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。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，全都是大話、空話。我不再舉假話、謊話的例子，但中國人的毒話，卻十分突出，連閨房之內，都跟外國人不同。外國夫妻昵稱「蜜糖」「打鈴」，中國人卻冒出：「殺千刀的」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，毒話就更無限上綱，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、下流？
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：「和中國人交往很難，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裹什麼想法。」我說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，不要說你們洋人，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，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。」要察顏觀色，轉彎抹角，問他說：「吃過飯沒有？」他說：「吃了」其實沒有吃，肚子還在叫。譬如說選舉，洋人的作風是：「我覺得我合適，請大家選我。」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：即令有人請他，他也一再推辭：「唉！我不行啊！我那裡夠資格？」其實你不請他的話，他恨你一輩於。好比這次請我講演，我說：「不行吧！我不善於講話呀！」可是真不請我的話，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，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。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，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，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。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，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，跑來看我，他說：「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。」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還有約。」他說：「不行，一定要來！」我說：「好吧，到時候再說。」他說：「一定來，再見！」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，可是洋人不明白。辦完事之後？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我說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英國教授說：「哎！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？要到他家去啊。」我說：「哪有這回事？」他說：「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。」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。
這種種情形，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，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。如果是平輩朋友，還沒有關系。如果他有權勢，如果他是大官，如果他有錢，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，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？這些都是精神浪費。所以說，有句俗話：「在中國做事容易，做人難。」「做人」就是軟體文化，各位在國外住久了，回國之後就會體會到這句話的壓力。做事容易，二加二就是四，可是做人就難了，二加二可能是五，可能是一，可能是八百五十三，你以為你講了實話，別人以為你是攻擊--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？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中打轉。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，開任何會議時，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覺，睡醒一覺之後，會也就結束。為什麼呢？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，聽不聽都一樣。不只台灣如此，大陸尤其嚴重。今年 (一九八四)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一位大陸著名的女作家諶容，寫了一篇小說《真真假假》，推薦給各位，務請拜讀。環境使我們說謊，使我們不能誠實。我們至少應該覺得，壞事是一件壞事，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，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，這個民族的軟體文化就開始下降。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，不是不光榮的事，甚至是光榮的事，這就造成一個危機，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。
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，不斷的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，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，不能開闊。中國的面積這麼大，文化這麼久遠，泱泱大國，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？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。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只能在書上看到，只能在電視上看到。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？只要瞪他一眼，馬上動刀子。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？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，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，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！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？
沒有包容性的性格，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，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，不夠平衡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。自卑的時候，成了奴才；自傲的時候，成了主人！獨獨的，沒有自尊。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，和權勢走得越近，臉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。不屑一顧。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。
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，為什麼容易膨脹？因為中國人「器小易盈」，見識太少，心胸太窄，稍微有一點氣候，就認為天地雖大，已裝他不下。假如只有幾個人如此。還沒有關系，假使全民族，或是大多數，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，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。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，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便是你的主人。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，死不認錯。可是又不斷有錯，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。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：台北有個朋友，有一次害了急病，被抬到中心診所，插了一身管子，把他給救活了。兩三天之後：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，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，就跟醫生去講，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。說：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，現在要轉院呀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把管子全部拔下，病人幾乎死掉，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，既悲又憤，我向他說：「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，我寫文章揭發他。」他大吃一驚說：「你這個人太衝動，好事，早知道不跟你講。」我聽了氣得發瘋，我說：「你怕什麼？他只不過是個醫生而已，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，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？再說，他如果要對付的話，也只能對付我，不會對付你。是我寫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贊揚的，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人也很好，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，不願意我去闖禍。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，這個也怕，那個也怕。
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，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，是一個中國人被搶，捉到強盜後，他不敢去指認。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。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，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，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，總是一句話：「算了，算了。」「算了算了」四個字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，使我們民族的元氣，受到挫傷。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，或者，我假如是一個暴君，對這樣一個民族，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，真是天理不容。這種神經質的恐懼，是培養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溫床，所以中國的暴君、暴官，永遠不會絕跡。中國傳統文化裡--各位在《資治通監》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，暴君暴官最喜歡，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，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。
這個文化，自從孔丘先生之後，四千年間，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，所有認識字的人，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學說，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，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，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，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。這個潭，這個死水，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，醬缸發臭，使中國人變得醜陋。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，以至許多問題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，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。這樣的死水，這樣的醬缸，既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。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，別人有民主，我們也有民主，我們的民主是：「你是民，我是主。」別人有法制，我們也有法制，別人有自由，我們也有自由，你有什麼，我就有什麼。你有斑馬線，我也有斑馬線----當然，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。
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像，只有從現在開始，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家。我們雖然不會演戲。卻要會看戲，不會看戲的看熱鬧，會看戲的看門道。鑒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，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，他當場拒絕，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，並不一樣。我聽了很慚愧，他就是一個鑒賞家。
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，從不揭露對方陰私，因為這樣做選民會免得你水准不夠，喪失選票。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，不但專門揭露陰私，而且制造陰私，用語惡毒。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，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准，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准，還去怪誰？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，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萬歲。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？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，使人痛心，選民在排著隊選舉，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，有人就問：「怎麼不給我呀？」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？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，不能靠別人賞賜。現在，常有人講：「政府放寬多了。」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自由、權利是我們的，你付給我，我有，你不付給我，我也有。我們如果有鑒賞能力，就一定要爭取選舉。嚴格選擇對像。我們沒有鑒賞的能力，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。能夠怪誰？好比說畫畫，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，有人看到說：「這真好｜」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，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？是你瞎了眼！是你沒有鑒賞能力。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。真的畢加系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：假畫出籠，真畫家只好餓死。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，只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。結果把門裝顛倒了，主人說：「你瞎了眼？」裁縫師傅說：「誰瞎了眼？瞎了眼才找錯人！」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。沒有鑒賞力。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中國人有這麼多醜陋面，只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。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，不是經濟幫助，而是文化幫助。因為中國船太大，人太多，沉下去之後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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